2009年9月13日，一场“古籍善本、碑帖法书”的拍卖会在北京国际饭店会议中心三层紫金大厅举行，这是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举行的嘉德四季的第十九期拍卖会。在这场拍卖会上，学苑出版社出版的《如意集》（第一号）以2.8万元成交，远远高于1万元的底价。

《如意集》汇集了知名年画家白逸如女士《黄金屋》《小门楼》《祝福》《魁星》等藏书票代表作四十枚，每个作品旁附有作者详细的解读文字。本书收入黄显功题跋、学苑出版社社长孟白题跋、白逸如题句，并附上白逸如、孟白亲笔签名收藏证。

《如意集》仅印行五十部珍藏版。一函二册，特制“如意集”绫面，经折装，木质封面，装帧极为精美。《如意集》函套、书签、内文印章都是是如意图案，香木。2008年出版，是学苑出版社《书香艺趣丛书》之一。

《如意集》一函二册，2008年出版。 

作者简介：白逸如（1932-），女，北京人，1949年入杭州国立艺专，在校期间有《写信慰问志愿军》年画出版。毕业后另有年画《书记开会回来了》、《山东大姐学插秧》等发表，现藏中国美术馆。1962年为中国美协会员。后任职天津画院，尤擅年画，其中《大娘的病好了》选送德国展览。1984年始事版画藏书票创作，多次获国内外大奖。其中1998年获日本国际版画研究会凤凰金奖，最为称道。2003年出版藏书票专著《怀珠雅集》。

附：《如意集》跋

艺趣天成

――文化互动中的藏书票接受与民族意蕴（代跋） 

黄显功

西方的藏书票艺术在近２０余年引起了我国许多艺术家和图书界人士的关注。特别是版画家们为此倾注了很大的创作热情，纷纷将各自稔熟的版画技法运用到藏书票创作之中，奉献出了一批缤纷灿烂的作品，为塑造中国特色的藏书票艺术特征与民族文化内涵作出了积极的探索。

藏书票是藏书文化中的一项专题内容，早在１９世纪后期起就已成为人们收藏和研究的对象。作为源自西方藏书文化的书籍持有者标志，它精巧微小的画面曾吸引了众多艺术家参与创作，许多艺术大师也不因其小而不屑一顾，从丢勒、霍加斯、比尤伊克，到马奈、埃舍尔、马蒂斯等西方大画家均创作过藏书票，为后人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成为收藏家们的掌上明珠。由于藏书票是基于欧洲历史文化背景的产物，作为一种载体，其创作技法和内容均是西方艺术风格和文化传统的集中体现。它在西方的流行与传播，是人们对自已主体文化的客观认同。因此，欧洲藏书票的发展具有很清晰的创作特征与艺术风格，而其它地区的人在不同的文化环境中认识和创作藏书票就有一个文化接受的过程。

１９８４年３月北京成立“中国版画藏书票研究会”后，标志着中国藏书票艺术的传播和创作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在中国形成了一个以版画家为主的藏书票创作群体。经李桦、杨可扬、李平凡、梁栋等著名版画家的积极倡导，中国藏书票从少数艺术家把玩的“版画珍珠”逐步走进众人的视野，成为文化与收藏领域人们关注的对象。同时，中国也成为世界藏书票活动最活跃的地区之一，深受国际同行的注目。所以，近２０余年藏书票艺术在中国的传播与早期的情景已有显著不同，无论是创作者的人数，作品数量，还是收藏与研究者的群体，以及社会文化机构的参与度等都有很大的提高。可以说这是中国人再次从文化与艺术的深度和受众广度两个方面重新认识与接受藏书票的历史。这段崭新的中国当代藏书票发展史，既是藏书票文化的传播史，也是藏书票文化的接受史。在这期间，东西方藏书文化的交流与融合进一步加深，使更多的中国读书人认识了藏书票的功能与艺术特征。当年叶灵凤等藏书票先驱者所译介的文章和作品不再是遥远的记忆。我们通过展览和出版物，已能欣赏到各种风格的藏书票，对于国外藏书票也无需从图书馆珍藏的西文旧籍中去寻觅，通过多种媒体和展览，我们都有品鉴的机会了。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当代藏书票的传播与接受是一种主动性的中外文化交流的自觉行动，西方藏书票艺术在此阶段不是外力输入型的传播，而是我国文化界人士的主动导入型传播。因此，我们对西方藏书票的认识与接受是在传播的过程中进行的，它要比50年前或一百年前的藏书票传播更加深入普及。这是中国当代藏书票在短期内迅速繁荣起来的重要原因。

对中国的艺术家而言，藏书票创作的再次兴起并不是由社会的使用需求所激发起来的。许多艺术家只是出于艺术的“自娱性”而投入其中，模仿性的接受是藏书票创作的原始基础，其创作的动机除艺术家自用装饰图书外，并不是以其他票主的使用为实际出发点，而往往是以展览和友情为交流目的。这种没有功利性的“自娱性”创作是我国当代藏书票兴起初期的主要特征。一批富有成就的中老年艺术家，常把藏书票作为专业创作之外的“余兴”与“补白”，心无旁鹜，艺趣天成。虽然那时期的部分藏书票作品不十分讲究规范，但这些玲珑可爱的作品，清纯质朴，出自创作者胸臆，确是人皆赞誉的“版画珍珠”。在我国，一般认为藏书票创作属于版画艺术范畴。其原因也许与藏书票作为复数艺术品最适宜以版画技法表现有关，或者说自上世纪三十年代以来,李桦、赖少其、唐英伟等现代版画的先驱者们曾创作了中国早期的藏书票，以及80年代后版画家们继承前辈，纷纷参与创作有关。倘若把藏书票创作完全视为版画创作的专利也许是不合适的。从欧洲藏书票的发展来看，并不全是版画家包揽了藏书票的创作，大量实际使用的藏书票也不是手工复制的作品。所以，中国藏书票的创作应提倡更多的不同画种的艺术家共同参与，在多样化的创作中不断展现中国藏书票的艺术风格。

虽然藏书票是西方文化传统中的产物，但东方人接受藏书票后，必然会与自已的传统文化相融合，以固有的民族艺术风格去展示，以积淀的文化内涵去释读。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的藏书票创作中，除版画家们以得天独厚的优势较快进入藏书票创作领域外，其他艺术家也在跃跃欲试。著名的年画艺术家白逸如就是其中的突出代表。

年画曾是我国群众性最强的画种，根植于深厚的民间文化土壤之中，它随着庆贺年节的风俗活动不断发展和逐渐完善，具有强烈的装饰效果和浪漫浓烈的色彩，在清代曾盛极一时，是中国民间喜闻乐见的绘画形式。白逸如恰好在历史上曾盛行年画的山东与天津两地工作和生活了三十余年，在古老的年画故乡土地上，她咀嚼英华、博采传统的艺术精髓，吐故纳新，潜心创作现代生活的“新年画”，取得了显著成绩。她是建国后经历了传统年画向现代年画创作变革的一代探索者。当她在1984年开始藏书票的创作时，把这种探索和研究的精神也贯注其中，尤其是她将几十年积累的年画创作经验与技法浓缩地汇聚于方寸之间，形成了具有强烈的民族气息和民间文化特色的个人创作风格，在中国藏书票艺术家中独树一帜，深受中外藏书票收藏者的喜爱，作品多次荣获全国藏书票展览金奖。美国藏书票研究专家杰米斯·P·基南在2003年出版的《藏书票艺术》（The Art of The Bookplat）一书中,介绍了藏书票有史以来的173张作品，其中唯一的中国藏书票就是白逸如典型的年画风格的作品。

将年画融入藏书票创作之中是白逸如的开创之举。她认为“一枚成功的藏书票是完整的艺术品，它比年画更加集中，精致。”可见，她是以超越年画的艺术理念进行藏书票创作探索的，她从早期“自娱性”创作过渡到“自觉性”创作后，她的藏书票艺术追求更加趋于理性和成熟。她曾说：“藏书票的制作过程是向民间艺术学习，研究的过程。”这个过程还是她在接受了西方藏书票的形式与功能后，自觉地整合年画艺术元素，发掘传统的本土意蕴，阐释民族文化内涵,建构民俗化视觉表现形式的历程。所以，白逸如的藏书票所聚集的不仅仅是中国民间艺术的诸多方面，如民间戏曲、民间舞蹈、民间故事、皮影戏、泥塑和年画等，还有她艺术观念的实践体验和艺术创作的生活底蕴。我国传统的年画是民俗文化的丰富宝库，其题材具有广泛的民间性。郑振铎在《中国古代木刻画史略》“年画”一章中将其概括为八个类型。并指出年画“大都以‘人物画’为主。它们表现了广大人民的生活，表现各时代的当时社会实相，是有丰富而深刻的时代性与人民性的。”（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1月版第213页）白逸如的藏书票作品也大都以人物为主，但不是简单地移植和拷贝传统的年画题材形象，而是“以人物为主，为生活所托，借鉴于书本，根植于民间”。以挖掘生活，再现生活的态度，在作品的表现形式上采取“适物造像”；在作品的表现方法上，用线造型，用单刀刻版，坚守传统年画的根本；在作品的表达主题上注入富有个性的人文思考。如果我们结合阅读白逸如的藏书票创作随笔，就可以感悟到她的作品隐含着艺术观点的内心独白，艺术家的阅读经验与对作品人物的情感共鸣。所以，白逸如的藏书票作品是立足于年画，又超越年画，体现了在继承传统性中求变革，在崇尚民间化中求创新的时代进取精神。可贵的是她的藏书票作品将传统年画中具有文化寓意型和精神向往型的形象意蕴充实提高，将这些昔日的时尚转化为今日的经典。推陈出新的艺术效果，令人从中感悟到传统的魅力和民俗的情趣给予我们的几多启迪。

我们注意到,中国民间文化中有许多富于生命力的文化元素。这些内容长期浸润于民心之中，滋长于城乡之间，既是特定时代的社会流行时尚，也是文化传承中的共同传统；既是民族文化积淀中的公认经典，也是民俗生活中的集体意识。这些历史上的“时尚”、“传统”、“经典”和“意识”，在社会的变迁中和外来文化的影响下，不断经历了文化的扬弃和文化的回归。往日的民间流行文化并不因为它的久远与传统而失去现代性，现代性中的时尚并不排斥对传统的继承与复兴。二十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中国传统文化曾面临西方现代文化的挑战，如何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再估价，社会上曾就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进行了广泛地讨论。“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在二十世纪屡遭摧残的中国传统民间文化，终于再度强劲地回归民间，如明清家具、古董收藏、中式服装、吉祥符号、传统喜庆色彩、民俗节庆、传统礼仪等在上世纪末又日渐成为新的时尚。因此，积极发掘传统民间文化中的“时尚”、“传统”、“经典”与“意识”，不仅是对民族传统的自我认同与接受，也是我们在新时代的起点上，对民间文化的再度建设，在艺术上有助于我们展示民族化的艺术个性与风格。

我们还注意到，西方藏书票题材已有不少常见的共同创作的主题，它们均源自神话、民间故事、寓言、《圣经》等，既是西方传统文化的缩影，也构成了西方藏书票的内容特色。而我国藏书票不但缺少艺术家们共同创作的文化主题和持久性创作的焦点，更缺少被国际藏书票艺术家们所喜爱并认同的创作主题。虽然中国藏书票创作总量很多，在前几届世界藏书票大会上入选参展的数量曾经名列前矛（2004年第30届世界藏书票大会上入选展览数量锐减），但国际同行们并未从中接受中国主题进行普遍性创作。其实，中国悠久的传统文化中具有丰富的素材，民间文化正是取之不尽的源泉。我们应努力从中国博大的文化体系中，综合概括出一批主题性题材进行创作，既形成民族化的藏书票特色，又走向世界，向世界推广和介绍中国文化。所以，我们要理性地总结分析我国藏书票发展的现状，建立中国特色的藏书票创作主题分类体系，让中国特色的藏书票题材在世界性的文化视野中展现民族性，在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并存互容中，提升和丰富中国的藏书票创作。

“金台书屋”是白逸如藏书票中常见的票主名称，在她已创作的二百多种藏书票上，很少出现其它票主的名号。这个特征反映了白逸如的藏书票创作是以自用为主，同时也表明她潜心钻研，精益求精，从中展现了“创作者”与“票主”的心迹与志趣。人们一般认为，藏书票创作的个人风格特征除了表现技法和形式外，还有它的题材内容。白逸如的藏书票作品以人物为主，是“清一色的妇女和儿童，其中儿童比重最大”。这些人物形象不仅突出了她的审美情趣，更是体现了艺术家的生活情怀和对人生命状态的关注。作品中的人物凝聚着艺术家对生活的观察与体验，当我知道了一幅幅作品背后的故事后，明白了这是她在用心灵与作品中的人物进行对话，用画笔、刻刀、色彩吐露对人世的激情、温情和同情。从中怀念逝去的时光，寻找旧日的梦幻，将读书与生活互动的思考坦诚地表白在藏书票作品之中……作为“金台书屋”的主人，白逸如的藏书票圆满地把“票主”与“创作者”的心意和创意合二为一，令作品更加艺趣盎然，臻至如意。这是她的藏书票作品受人称赞的又一个原因。

总之，西方藏书票文化在中国的传播与交流还将继续，而中国文化界对藏书票的接受与认识尚待深入，作为艺术创作形式的藏书票还需在文化观念的主导下，不断探索与创新具有中国民族意蕴的藏书票作品，建构中国特色的藏书票文化。

2006年2月3日于尚水斋

学苑出版社黄显功主编《书香艺趣丛书 如意集》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