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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五库斋清史丛稿》有感

发布日期：2010-08-16 0:00:00 来源：《中国史研究》

作者：李锡厚（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发表于《中国史研究》

     

五库斋主人何龄修先生的《清史丛稿》出版，距我最初见到他，算起来已经快到半个世纪了。1957年秋季，当时他在北大历史系读五年级，我则刚刚入学，系里安排我们班参加他们班的反右斗争，因此，我们常在俄文楼一起开会。他从来不张扬，处世低调，因此完全没有给我留下那一时期的印象。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他发表的文章逐渐引起学人注意。还是在我刚调到历史所的时候，亡友赵葆寓兄读了何先生的《〈柳如是别传〉读后》，连连盛赞“真有学问”。我读后，也为该文对《柳如是别传》深刻的解读及中肯的评价所折服。后来，我则多次听到邓恭三先生提起何龄修，虽然都是只言片语，但仍可以知道先生对他非常关心。有一次是在何退休那年，邓先生问我：“你们所评博士生导师，为什么没有何龄修？”我自然没有能力对这个问题作出解释，就说：“可能因为他到了退休年龄。”此时我已经知道，何以自己的道德、文章，早已成了邓先生最满意和最信得过的学生之一了。白钢主编《中国政治制度通史》出版发行之后，1997年春天，他为准备一次关于该书的笔谈，让我陪他去见邓先生。他对我说：“其他老先生都好说，就是不知邓先生肯不肯给写一篇。”我说：“你既然有这种担心，我就不便陪你去了。因为我去也解决不了问题。你找何龄修，他去肯定能办成。”他听了很高兴，过不久告诉我说，何陪他去见过邓先生，事情办成了。至于《丛稿》中所收回忆邓先生那篇文章提到请他出任《四库禁毁书丛刊》挂名顾问一事，我以为就先生为人、为学的一贯作风，比参加“笔谈”更要难上许多倍，然而因为何有此请求，他也毫不犹豫就应允了，足见信任程度之深。

何龄修先生的《从稿》非常重视考证，他在自序中说：“在史学上入门以后，我逐渐感到史料的不完备性、不准确性、不确定性，导致分析、论证根据薄弱，损害科学的基础。”“因此，我日益钟情对史实有较新较深挖掘的课题，并且常常使用小考证的方法辨析史料、史实。”然而，就是这众多的“小考证”成就了这位清史专家构建辉煌学术殿堂的基石。他的这一部自选论文集共收文57篇。诚如何先生所说，中国史学工作者大多是“铁路警察，各管一段。”我管辽宋金史这一段尚不称职，对于完全不搭界的清史，更是没有能力议论短长。不过阅读过程中仍可看得出，何先生的这些文章都是在独立辨析史料、史实的基础上完成的力作。与复明运动有关的李之椿案，邓之诚先生说“不识何案”，柴德赓先生则说”李大生（之椿）为何人，不得知。”何先生《李之椿案与复明运动》一文，不仅查明了本案首脑人物李之椿及其活动，而且就牵连本案的五十多人中的重要人物如沈士柱、沈荣、沈重熙、杨昌祚、汤缵禹等许多人的事迹都详加考述。《史可法扬州督师期间的幕府人物》发表后，作者又陆续发现新史料及原作的某些缺憾，两次加以《补正》。这种力求精益求精、尽善尽美的精神，全书处处有所体现。

何先生重考证，但认为作学问绝不应止于考证，或许因此之故，他对考证以“小”称之。他研究清初的复明运动，在大量的、艰巨的考证工作基础上，又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对运动的性质以及清初的社会矛盾做了精辟的论述。他对重大历史问题所做的宏观论述，雄辩而且如同做考证一样逻辑严密，他在《关于抗清复明斗争和郑成功研究问题的几点看法》一文中对何为“统一战争”的辨析，不仅对研究明清易代历史，对辨析历史上其他易代之际的战争究竟是不是统一战争，也都可作为借鉴。他认为宋金易代与明清易代性质不同，强调满族首领长期受命为明朝边疆武职，因此明清易代是与国内民族斗争连结在一起的。其实，在历史上，建立金朝的女真族，其首领人物早就受辽廷之命为节度使，而建立辽朝的契丹人，其首领则早就受唐朝封册，这样看来，宋金易代归根到底也还是国内民族问题，只不过论证有点弯弯绕罢了。

关于考证，何先生在为顾诚《南明史》一书写的书评中还曾这样说过：“历史研究是一个复杂的考察和思惟过程。但史料的收集、鉴别和考证总是最先要通过的第一大关。不能确定史料所反映史实发生的时间、地点，不会对史料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加工，找不到记载与记载的联系，就不能构成精确的史实作为进行分析、概括的坚实基础。研究历史始终不懂得史料的鉴别和史实的考证，那充其量只是个半拉子而不能称为合格的史学家。”他的这些论断应当是勿庸置疑的，不论标榜什么学派，如果不是从考证开始，做出的“学问”必然没有根底。对中国古代社会作过一系列宏观论证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大师侯外庐先生在回忆《中国思想通史》写作过程时就曾经说过：“对待资料，经过考定、审查，辨别真伪，确定时代。校正文字上的伪误衍夺，董理篇章的散乱脱漏，庶不敢厚诬古人。”（《韧的追求》第328页，三联1985年版）

考证是一种非常艰辛的劳动。历史学家不做考证就能“著书立说”，必然是“粗枝大叶，夸夸其谈，满足于一知半解”（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这不仅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精神，同时也违背基本的学术道德。因为绕过考证这个“第一大关”写出的宏文、巨著，若不是将自己的高楼建在别人打好的地基上，就是建在半空中。前者只能是平庸之作，后者则必然是瞎说一通。这样的史学论著，诚如五库斋主人在为胡珠生先生《清代洪门史》一书所作的序中所说：

时下有些讲究经济效益的“史学著作”，其作者往往没有多少心得，东抄西撮，率尔操觚，动辄数十万言，读来可能生动、流畅，但轻飘飘，没有落在实处，不大解决历史问题。

五库斋主人用《汉书·食货志》中“太仓之粟陈陈相因”一句来形容这样写出的时下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的“史学著作”。陈陈相因之粟，终致腐败不可食；陈陈相因的“学术论著”也会发展到腐败而不可读的地步。“陈陈相因”断送了学术研究的创新机制，因此这就是学术腐败。

时下里的某些“史学著作”还有一个特点，即工程量与其字数、规模不成比例。其实真正称得上“工程量很大”者，部头却未必很大。陈援庵先生的《明季滇黔佛教考》，全书只有十五万余字篇幅，“而引书至一百七十余种，还有碑碣等文物资料”。然而搜集资料，只不过占其全部工程量的5/10，他还要用3/10的工程量“对每条史料都进行多角度的审视，对涉及同一史事的各条史料进行比勘。”最后再用2/10的时间连缀成文。（见何龄修《读〈明季滇黔佛教考〉》）

另一位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一个双目失明的老人，用十年时间写出一部八十万字的巨著《柳如是别传》。写作动机虽萌生于多年以前，资料也早有准备，但是，“作者在研究进程中，根据记忆和推理，将线索提示助手继续查书，以消除疑滞，把考证、分析向前推进，而思惟和表达的全过程则是作者独立完成的。这真是一个奇迹，一个不可思议的奇迹。人们不禁要问：在科学上需要多少积累才能创造这样一个奇迹？”（见何龄修《〈柳如是别传〉读后》）

大师们的学术著作，工程量是如此之大，即使这样，还是难免有错。但是大师们却从来不肯用“难免论”为自己开脱。唯其如此，所以大师总是失误甚少。五库斋主人在阅读《明季滇黔佛教考》后，就发现的失误，有一段很精彩的话：

在我看来，这点失误丝毫不损害大师的学术荣誉，不损害他的崇高地位和伟大成就。相反，这些失误更增加了我对垣老的崇敬。一本十五六万字的著作，而我只找到区区三二失误，想见作者治学何等严谨，下笔何等审慎，著作何等敬业。这也表现出一位大师的风范，并且是难以学到的。

向大师风范学习，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五库斋主人可以当之矣。


《五库斋清史丛稿》 何龄修著 学苑出版社出版